专题报道：菲律宾人的留学观

发布时间：[2008年01月30日]

　　其实国内关于小留学生的每一篇负面报道在我们这里都能引起反响。哪怕是某个不大的城市的晚报上登了这类的稿子，都能被我们的父母看到，然后打电话过来追问加嘱咐。有时候我们也猜测报道的主人公是谁，因为新西兰的留学生都可以算一个圈子，而且国内的负面报道大都集中在这里。毕竟，现在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小留学生最差劲，学习不好，风气不正，人品太坏。
　　我本人不是富家女。我父母都是专业技术人员，算中产阶级吧。我在这边每年花费不到4万新元，合20万左右人民币吧，这些钱家里还出得起。但有时候想想也是挺奢侈的，因为学费每年才1万多新元，我又不用租房，住同学家里，她们家在这边买的房子，很大。我也有自己的车，但其实是从日本出口到这边的二手车。花费大主要是因为我的好朋友们家境都很好。我们一起玩的大概有10来个人，一多半都是有钱人的孩子。很难说他们是政府官员的子女还是企业家的子女，因为这里不少人都是父母有一方在政府部门工作，另一方经商，或者亲戚里头有经商的、从政的，关系网很密。
　　我的花费主要是跟他们一起旅游，去欧洲、新加坡等地方。日常娱乐也有消费。买衣服是花费的大头，不买名牌在这里是被看不起的。确实存在攀比之风。但我觉得跟他们做朋友对将来有好处，我父母也鼓励我跟他们适当地交往。因为将来不管在哪里，要干一番事业，免不了要利用他们的资源。他们有资金有关系，我有能力，大家互相利用嘛。而且话说回来我还是挺喜好这些朋友的，他们人品其实都不坏，也很天真，有的人想当画家有的人想当游戏经理－－虽然学的都是商科。他们也很尊重我，他们语言能力不行，不管在本地还是出去旅游，都要靠我这个翻译。
　　总之，留学本来就是投资，跟这些富有的小留学生做朋友也是一种投资。我们这里有很多和我家境类似的孩子都有这种想法。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做富家子女的小跟班，我有我自己的尊严。
　　培养贵族的实验
　　黄寺
　　“生血、牛脑、啤酒：一种培养贵族的实验”－－这是大卫·奥格威对他所受到的“幼教”的评价。
　　奥格威说他的父亲，一位古典学者，“竭尽全力想让我变得像他自己一样强壮、睿智。我6岁的时候，他要求我每天喝一杯生血。这个办法没有奏效，他就又让我喝啤酒。为了强健我的心智，他命令我每周必须吃3次小牛脑”。
　　肯定还有其它的实验，也许其中还有一些是固执而荒唐的，但那位前剑桥大学橄榄球选手的尝试成功了，他的儿子创立了世界上最有号召力的广告公司－－奥美，并用优雅的法则统治着这个时代的消费主义迷狂。
　　如果我们套用一下奥格威的句式，也可以把今天中国一批新兴的权力阶层（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教育子女的努力概括出来，那就是“送出去、撒开手、多寄钱：一个培养接班人的幻想”。这些人或者是因为笃信国外的本科甚至中学教育优于国内，或者是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无力考取国内重点大学甚至是大学的局面，把孩子送到各式中介公司的流水线上，继而送到除南极洲外的每一块大陆上。
　　对中介公司而言，这些孩子只是一个“物流＋现金流”的生产线上的产品；对父母而言，这些孩子却是他们希望能传递家庭资源（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的接班人。其实这本来就是很荒诞的事情。
　　自古以来，所谓的“贵族教育”都强调个性化教育，中国有私塾、日本有私校，欧洲的私立学校开始规模也都很小。“贵族教育”是一种细致的教育，是用女人的方式来培养男人，即所谓“炉边教育”（如同母亲在壁炉前给孩子讲故事那样）。但现在的小留学生在十几岁时就被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谁会细致地对待他们？谁会手把手地传递在通识教育环境下无法学到的独特经验和知识？
　　而且，现在的留学低龄化引发的很多社会问题，也让这些“接班人”们失去了进取心和尊严。在德国，中国的小留学生被称为“留学垃圾”，甚至自己的同胞们也这么看待他们；在澳大利亚，寄宿和监护人、语言学校以及中介公司、当地的各种服务公司都把中国小留学生当做赚钱乃至骗钱的目标，这让这些孩子对自己的存在价值感到困惑。精英教育的首要前提是把受教育者当做精英看待，通过赋予受教育者心理优势来激发其创造力和进取心，中国古代的国子监、英国的伊顿公学等都是这样的学校。我们还看不到哪所海外学校能给中国的这批财富接班人们提供类似的氛围，它们所能提供的只是斗富、奢靡的病态消费氛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中国的富豪中，靠实业发家的人最成功地传递了财富和权力，如格兰仕、方太、红豆集团等现在都掌握在“少帅”的手中。最典型的例子则是刘永好和他的女儿刘畅。刘畅在16岁的时候就被送往美国，2002年获得MBA学位回国时只有22岁，但一回国就成为南方希望公司的董事长，继而成为“希望系”进军证券业的关键人物。据说，2002年回国后，刘永好安排她广泛结交北京企业界和政界名流，拜师学艺并打通人脉。根据刘永好的计划，刘畅“十年之内不会在媒体面前曝光”。我们从这条道路上能看到精英教育的思维方式：有长远计划，在择校、学习和学成后的逐渐培养上又都有细致的执行。之所以实业发家的人能有如此的自觉，想来跟他们相对其他行业更艰难的创业和成长史有关，而且他们也确实有资格来成为子女教育计划的决策者和实施者?他们本来就是强者，而不是暴发户。
　　19世纪三十年代，面对迅速崛起的巴黎资本家阶层，巴尔扎克慨叹于他们的暴发户心态和行为举止，称“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教养”；而今天，面对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涌现出的商人和企业家阶层，又有人慨叹于他们在教育子女上的浅见与短视，称“富不过三代”。这两句名言无疑都是真理，因为它们都被无数次地验证过。只是中国这一代的家族财富流向还需假以时日才能看出端倪，不过至少就留学低龄化问题和那么多的小留学生负面案例来看，“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可能倒真的更符合中国国情。